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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湛口述 余敬东整理

1958年春，陈毅与毛泽东在一起

我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陈毅同志，是在上海。那是1954年的夏天，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康矛召同志和我被外交部委派带领一批参赞、武官和秘书到上海参观学习，没想到身兼华东和上海党政军多种要职日理万机的陈毅同志竟然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给予了亲切周到的关怀。

重视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回国参观上海

后来成为我的好友的俞沛文同志，当时是上海市的外事处处长。他告诉我：陈市长对你们来参观很重视。他嘱咐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第一次回国参观，要看看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好的坏的，进步的落后的，都看看，让你们出国后知道如何发展我国和外国的合作关系，向人家学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还说，上海是个有名的大城市。帝国主义分子曾经讥笑我们，说我们能够占领上海，但管理不了上海，不久就会向他们求援。有些外国朋友对上海也会非常关切的。你们不妨向那些新上海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流氓横行霸道而人民无尺寸权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丑恶现象充满大街小巷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新上海。陈毅同志还说，我们的年轻外交官也可能想在上海买些国货，外事处应该给提供方便，不要怕麻烦。

俞沛文同志对陈毅同志交代的任务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积极完成，使我们学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

参观的高潮是陈毅同志亲自邀请上海市文艺界的名流和我们联欢座谈，让我们介绍国外文艺动态，也让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介绍新上海的情况。末尾，陈毅同志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仅要同外国发展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科技关系，还要发展文化关系。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要同他们进行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的友谊。他讲到地方戏的长处时，还特意提到上海的地方戏——沪剧。他说，地方戏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较快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

这段话，我觉得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事情很明白，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真正希望由穷变富，由落后变先进，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鼓足干劲，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坚定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我泄气，离心离德，好吃懒做，幻想到富国去吃现成。一百多年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抱着自私的目的收留少数移民或难民是可能的，但绝不会怀着菩萨心肠，慷慨解囊帮我们发财致富的。别看他们把民主呀、自由呀、人权呀成天叫得震天响，在这些把个人主义奉为至高无上原则的国家里，绝不会有人白白供养我们吃喝玩乐不要代价的。退一万步说，真的有人愿意这样做，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富国甚至一批富国能够养活我们中国这么多人，更谈不上让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思考如何避免和“老大哥”吵架，为中苏团结尽力

1958年初，我从波兰调回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陈毅同志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了。从此，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0多年。慢慢地熟了，大家既不叫他副总理，也不叫外长，都亲切地叫他陈老总。他遵守外事纪律极严，常对我们说，外事高度集中，不可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中央叫我当外长时，我向周总理请示注意事项，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外交授权有限，遇事要请示报告。我们有事请示他，他总是说，请示我个啥子哟！我是执行者，决策的是毛主席、周总理。

2025-08-01，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外长，我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要征求我们的意见，但不等我们答复就发表了。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老总听完翻译后，脸色都变了，立即起身送客。苏联代办还不知趣地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上，苏联政府将站在中立立场。陈老总沉着脸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报告中央，并立即同他握手告别。大家不约而同地站在原地没动。苏联代办没趣地自己走出门后，陈老总对我说：什么话！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苏联竟站在中立立场上，叫我说什么好？只好报告中央。说罢，他抬起腿一阵风走了。当时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个立场坚定、严守纪律的外长。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率领苏联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10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他刚坐下，便眉飞色舞地说，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主席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他还是兴致勃勃地说：我到了戴维营，见到了艾森豪威尔，他叫我“我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不投机，毛主席起身请他到房子里休息，说晚上还要见面。

10月1日中午，彭真和陈毅同志到宾馆陪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共进午餐。他又说美国如何富，高楼多，汽车多，工人工资多，不革命。他们失业津贴比我们工人工资还多，还想革命？美国没有殖民地，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都独立了，美国也不会倒台……彭真和陈毅同志插不上嘴，只好听他独自说得起劲，不好插话。有时彭真同志想转个话题也转不过来。他滔滔不绝地说，陈毅同志干脆埋头吃饭，饭毕告诉他：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在天安门看焰火。余湛陪你去，他专门接待你，有事只管找他。

说来也奇怪，一个不是党员的图波列夫，和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观感恰恰相反。图波列夫上午在天安门看到我们声势浩大、整齐严肃、斗志昂扬、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赞不绝口，拉着我到处拍照。晚上看到星光四射、百花齐放的焰火和歌声起伏、舞蹈翩翩的壮丽景象，更是惊叹叫绝。相机拍个不停。他说：这才叫文明之邦。多么生机勃勃的景象啊！美国有什么？除了高楼、汽车，还是高楼、汽车，他们的悲剧是没有文化，别看他们今天富有，没有文化的社会终究是要没落的。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为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替美国政府做说客，劝我们释放美国间谍，强烈暗示我们暂时允许台湾“独立”，谴责我们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打死了印度人，等等。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我方反驳。赫鲁晓夫对陈老总特别气愤，说：我是中将，你是元帅，说不过你，我不同你握手。

在接待外宾的汇报会上，当我刚讲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陈老总厉声制止。他瞪着两眼说：余湛，你要干什么？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转了话题。他也不作声了。我心想，陈老总胸襟开阔，顾全大局，并不和赫鲁晓夫一般见识，果然是这样。事后，他对我说：中苏关系，关系世界大局。虽然我们有分歧，但要把分歧保持在两党高层内部解决。毛主席告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坚持团结。他们不反美，我们也要反美。他们不同我们讲团结，我们也要和他们讲团结。你懂得这个道理吗？我说：懂了。他说：懂了就好。他说话干脆，从不啰唆。

国庆10周年中苏两党争论之后，我发现陈老总常常面无笑容，独坐沉思，显然是在思考重大战略问题。他看到我，只要有空，便向我发问：余湛，你看我们放下反美的旗帜好不好？省得和“老大哥”吵架啊！我起初觉得他问得奇怪，说：那恐怕不行吧。他问：为什么？你们当司长的，要多动脑筋，多想些世界大事啊！

我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和平共处以至合作，但帝国主义总是担心社会主义终有一天会取代它，不论“战而胜之”也好，“不战而胜”也好，反正它不消灭社会主义总不甘心，睡不好觉。你不反它，它也要反你。甘心当它的亡国奴，人民通不过，我看没有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同意。所以，我们反对美帝也是被逼出来的，这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吧！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同情和支持它们的正义斗争而自我孤立吗？

陈老总说：还要加上一条，中美两国人民也应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现在“老大哥”不想反美，也不要我们反美。我们反，他就要反对我们。从前，斯大林时候还好办些，在反美问题上总算一致，只是要我们同他“对表”。现在，赫鲁晓夫既要叫我们同他“对表”，还要我们放弃反美旗帜，我看今后的外交更难办。有人说，核时代一来，马列主义的时代过时了，革命千万搞不得，一点火星就能爆发毁灭诺亚方舟——地球的世界大战。我说，现在世界上到处都燃起了民族解放的大火，也没有引起世界大战。陈老总还说：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用战争的办法消灭不了我们，也要用颠覆的办法消灭我们。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反帝的朋友和它斗。我看还是要把反美的旗帜举得高高的，绝不能把它放下。至于原子弹，那不过是吓人的“纸老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把地球炸穿了那边就是美国。陈老总说罢哈哈大笑：同志哥，看来我们还能想到一道。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和朝鲜，两次路过北京。周总理和陈老总都去机场迎接，周总理陪柯西金，陈老总陪葛罗米柯。从机场到钓鱼台的路上，两人都劝说他们不要开赫鲁晓夫通知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另外开个团结的会议。把客人请到房间休息后，周总理问：陈毅同志，怎么样？陈老总说：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柯西金从越南回来后，要求见毛主席。我问陈毅同志，他说：我向主席请示了，建议见一下，他不见。我说：还是见一下好。陈老总说：我已说过了，你去说嘛！我笑了，说：我不好直接请毛主席见我，你要不愿再提，就说我请求你转达我的建议好吗？陈老总说：你说说你的道理。

我说：一是送佛送上西天，把好事做到底嘛。柯西金路过北京，对我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接待他，第二是和周总理会谈，第三是见毛主席。前两件事我们都做了，他无话可说。最后一件事再做了，他就完全无话可说，两党谈不拢，责任不在我们。二是要考虑苏联人民的反应，不论怎样，柯西金还是苏联总理，他到了北京，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不见，苏联人民不好理解。毛主席最重视人民的意见，我觉得这一条毛主席肯定会考虑的。陈老总听了默不作声。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终于和柯西金做了一次长谈，但是苏联主意已定，谁说也没有用。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可惜的是，毛主席别的话苏联不听还可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苏联人没有听，这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结果出了珍宝岛事件，核武器也在我们头上飞舞，这就不能不影响世界大局了。不过陈老总为中苏团结还是尽了他的努力了。

到了晚年，陈老总和几位元帅奉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国际形势。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看来，后来中美关系的打开和他们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建议是有关的。

在陈毅同志手下工作，心情特别舒畅。他说话痛快淋漓，使人振奋；待人和蔼真挚，受人尊敬。大家都亲热地称他为陈老总。他常常以自身经历讲故事的方式教育我们，话不多，很有启发性。尽管有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但经他一讲，印象更加深刻。至今想起，还觉得对自己是一种鞭策的力量。陈老总对我们教育最多的，要算教育我们努力学习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形势，解决外交问题。

听陈老总说“毛主席胜我们一筹的地方”

陈老总和周总理一样，衷心尊敬毛主席，崇拜毛主席，但是崇拜不是“迷信”。

（一）如何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老总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了毛主席的，而是后来实践证明还是他比我们高明，我们才逐渐佩服他的。现在不兴叫崇拜，其实这就是崇拜，是革命斗争的需要，“迷信”就不好了。如果我们号召中国人民都不信任、不拥护中国共产党，能把革命斗争搞胜利吗？还在井冈山时代，毛主席就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而不是从书本出发。现在大家知道这条道理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不是都知道。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毛主席也要研究研究，看看是否合乎实际。合乎实际的就传达贯彻，不合的就给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看看，然后放进抽屉里，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说，上级来了指示，不管合不合乎实际就盲目执行，那是懒汉的办法，没有不坏事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离我们那么远，哪里知道井冈山的情况，他们发的指示很难都符合这里的实际，我们不能机械执行。

陈老总说，我曾问他（毛主席），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执行成吗？他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有个总的指示，这就是要我们把革命搞胜利。如果它的指示符合实际，能把革命搞胜利，我们就执行，否则就不执行。所以，现在我们向外国朋友介绍经验，总要向他们打个招呼，说这是中国的经验，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实际，只能供他们参考。

（二）反复翻看自己作的决议

陈老总说，在井冈山，我不时到毛主席那里坐坐，常常看到他把我们自己作的决议从抽屉里拿出来看，还看得很认真的样子。我不懂他为什么老翻着看，就问他，这个决议不是已经传达下去，正在执行吗？你老看它干什么？他说，要看看决议发下去以后，下面执行的情况，想想我们的决议是否正确，是否要作些补充和更正。你们看，毛主席那时候就很注意用实践检验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正确，他并不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而是注意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这看起来并不难，但我们现在也不是经常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毛主席胜我们一筹的地方。

陈老总说，毛主席很注意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经常拿个小本子到连队去作调查，和干部、战士坐在一起谈心，东问问，西问问。不论干部、战士，他们讲些什么，毛主席都记在小本子上，回来把小本子拿出来反复看。

（三）遇事从大处着想

陈老总说，在井冈山时，有一次我们不顾毛主席的反对意见，在他不在的时候，带了两个团南下湘南。那时两个团可不简单，井冈山的总兵力不到四个团，带走两个团就把主力都带走了。结果如毛主席所料，遭到严重失败，一个团被打散，只好退回来。毛主席亲自带兵去接我们。听到毛主席来接这个消息，我心中打鼓：毛主席脾气大，见了毛主席，他准会把我们大骂一顿，说我们不听他的话，打败仗了吧！遭报应了吧！没料到，毛主席不仅没有骂，反而安慰我们。他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要灰心，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后就能多打胜仗。队伍减少了，以后也会壮大起来。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激动，感到热乎乎的，高高兴兴地跟他一起回到井冈山了。那时他的威信还没有今天这样高，要是他真的大骂我们，我们会想，到哪里不能革命？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受气？说不定大家一生气就走了。毛主席胸襟豁达，遇事从大处着想，遭受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也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所以在他的领导下，革命力量能一天天壮大。

（四）“遵守纪律”“当仁不让”

陈老总说，毛主席非常遵守纪律。在中央苏区后期，他被撤销了对军队的指挥权，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想法，他什么也不说，口可紧咧，真是守口如瓶。

陈老总说，共产党员当官不是为自己，是革命的需要。自己不应伸手向党要官，但党要你当官，你就要当仁不让。解放初，各个大区成立军政委员会，毛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我回到上海，发现饶漱石想和我争这个主席，我心想不用争，你爱当就当吧，就把这个主席让给他了。后来发生了高饶事件，毛主席批评我，中央要你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你就该当，不该让。

号召学习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原则和实践经验

陈老总说，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对毛主席，我们也不是一下就认识的，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的。起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行，毛主席不行，不要他领导，我们自己来领导。搞一阵子，发现还是毛主席行，我们不行。没有他领导，我们常常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想到还是要毛主席来领导好，就决定把毛主席请回来。毛主席也很厉害，他说，要他回去可以，要把是非弄清楚才能回去，我们只好依他。在思想上取得一致后，毛主席就特别重视团结，尤其是注意团结原来和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记得从那个时候起，就是毛不离朱，朱不离毛。

陈毅同志对干部要求很严格，犯了错误他批评起来也很厉害，但作结论时总要说，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他说，我也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毛主席不嫌弃我，还要我当政治局委员，当副总理，当元帅。你们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愿意改正，我也要让你们工作，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陈老总说，毛主席的思想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许多经验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写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凡是能在外交上应用的都应该用。这样的经验很多，比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处理友好国家的关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坚持团结的原则；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经过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斗争时要防“左”联合时要防右的原则；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原则；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从最坏的情况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原则；等等。陈老总个别谈话，大会讲话，不止一次号召大家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原则和实践经验，号召大家补充。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除了陈老总每次提的那些外，我一条也没有补充上来，记的这些也不知是否都记得准确，至今还感到惭愧。

有人称陈老总是“元帅外交家”，我看他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外交家。

有人曾经对陈老总百般诬蔑，妄图把他打倒。然而，公道自在人心。1968年2月，要求恢复陈毅外长工作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不是陈楚、韩叙、赵政一和我四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外交部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在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共同研究的结果。要求在上边签名的也不止九十一人，还有外交部的许多干部和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武官和商务参赞；等等。最后一位签名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有什么不好？我看写得很好嘛！我就是欢喜“九十一”，我就站在他们一边。

还有人假冒陈老总腔调，造谣说陈老总伪造毛主席“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指示。在举行陈老总追悼大会的那一天，毛主席自己决定前去参加，当着陈老总的夫人张茜同志、西哈努克亲王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事后，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硬是为陈老总补了这样一条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